【原文】
来书云：“谓《大学》格物之说，专求本心，犹可牵合。至于《六经》、《四书》所载多闻多见，前言往行，好古敏求，博学审问，温 故知新，博学详说，好问好察，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，资于论说之间者。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。”
格物之义，前已详悉，牵合之疑，想已不俟复解矣。至于多闻多见，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，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，而不能求诸其心，以阙疑殆，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，而所谓见闻者，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。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，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。夫子尝曰：
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是犹孟子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之义也。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。若曰“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”，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，而已落在第二义矣，故曰“知之次也。”夫以见闻之知为次，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？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。夫子谓子贡曰：“赐也，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使诚在于多学而识，则夫子胡 乃谬为是说，以欺子贡者邪？一以贯之，非致其良知而何？《易》曰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夫以畜其德为心，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，孰非畜德之事。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。好古敏求者，好古人之学，而敏求此之心理耳。心即理也。学者，学此心也。求者，求此心也。孟子云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，以为好古，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。博学审问，前言已尽。温 故知新，朱子亦以温 故属之尊德性矣。德性岂可以外求哉？惟夫知新必由于温 故，而温 故乃所以知新，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。“博学而详说之”者，将以反说约也。若无反约之云，则博学详说者，果何事邪？舜之好问好察，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。道心者，良知之谓也。君子之学，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。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，要皆知行合一之功，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，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，分知行为两事，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。
【译文】
来信写道：“先生，您认为《大学》的格物，唯求本心，这还可牵强附会。至于《六经》、《四书》所讲的多闻多见、多知前人言行、好古敏求、博学审问、温 故知新、博学详说、好问好察，如此等等，都清楚表明要在处事中求取，在论辨中获得。功夫的节目、顺序是不可紊乱的。”
有关格物的内涵，前文已作了详细阐述。“牵强附会”的批评，已不必再多作解释。至于说到多闻多见之类，都是孔子针对子张而说。子张好高骛远，认为唯多闻多见才是学问，而不能反求内心以存疑惑，所以，他的言行难免有埋怨和悔恨，而所谓的见闻正好滋长了他好高骛远的缺点。孔子说这番话并不是教导子张去多闻多见，而是为了纠正他那要多闻多见的缺点。孔圣人曾说过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
这句话与孟子的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的意思相近。这些正表明人的德行的良知并不来自于多见多闻。至于“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”，就是只寻求见闻上的细枝末节，已落入第二义了。因此孔子说是“知之次也”。把见闻方面的知作为次要学问，那么，所谓的主要学问是指什么？从此处，对圣人致知用力的地方我们可以完全窥见了。孔子对子贡说：“赐也，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若知真在于多学多记，那么，孔子为什么要用这一谬论来欺骗子贡呢？“一以贯之”，不为致良知又为什么？《易经》上说：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”倘若以积累德性为目的，如许多知以前的言行，又何尝不是积累德性的事呢？此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。好古敏求，就是热衷于古人的学问而勤劳迅捷地寻求我心的理。心即理。学，即学这个心。求，即求这个心。孟子讲道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并不是如同后世之人，把广记博诵古人的言词当成好古，那仅为迫切追求功名利禄等外表的东西。关于博学审问，前文已讲得很是详细。温 故知新，朱熹也说是尊德性的范畴。德性岂能向外寻求？知新必经由温 故，温 故才可知新，这又可作为知行并非两回事的有力佐证。“博学而详说之”，是为了再返回到至约。若没有返回至约这一论点，那么，博学详说到底是指什么呢？舜的爱问好观察，也仅是用喜、怒、哀、乐未发之中使道心惟精惟一。道心，即为良知。君子的学问，什么时候离开处事、废弃论说呢？但处事和论说，都是知行合一的功夫，也正是要致其本心的良知，而不与世上那些只用口耳谈说为知的人相似，把知行当两回事看待，如此才真有节目先后可说。
【评析】
常人之所以将知行分为两截，又是由于他们把良知与知识混同一体。良知与知识是有区别的。从体用上分，良知是本体，知识是本体发用之物；从先天与后天上分，良知是先天存在的，“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”，而知识是后天产生的，“必待学而能，必待虑而知”。所以，学者应“务践履以充良知”，通过去恶存善的功夫，去把握人之本体——良知。此乃又“圣算”之一法。
